陶思明

據新華社消息（新華網2019.1.25），“由于人工繁殖朱鹮及其野生放飛取得成功”，日本環(huán)境省最近下調朱鹮物種瀕危等級，由"野生滅絕"變?yōu)?quot;瀕臨滅絕1A類"，表明朱鹮在日本又至少階段性失而復得，值得慶賀！不過，日本這350多只引以為傲的朱鹮“均系中國朱鹮的后代”，也主要棲息在新潟縣佐渡島一地，報道稱“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，中國與日本開展朱鹮保護合作，日方利用中方提供的朱鹮個體重建朱鹮種群。”而且以日本瀕危物種各等級定義，盡管"瀕臨滅絕1A類"與“野生滅絕”有質的不同，卻仍舊屬于“滅絕危險性大”的檔次。朱鹮物種在日本的真正復興，可能沒有名義上降低瀕危等級那么容易。

日本與中國、朝鮮半島等東北亞地區(qū)，同為朱鹮自然分布區(qū)，而且以日本傳統(tǒng)文化，朱鹮享有“特別天然紀念物”崇高地位，甚至被稱為國鳥，國家又那么富庶，不至于沒有保護或保護不到位，那日本的野生朱鹮和家養(yǎng)朱鹮，都哪里去了呢？報道稱：“1981年，日本將僅存的最后5只野生朱鹮全部捕獲并人工飼養(yǎng)。1998年日本朱鹮被確定為‘野生滅絕’物種。日本本地的朱鹮于2003年滅絕。”從這些簡短介紹可以看出，這是一起為了保護尚有自然種群的野生動物，而從野外捕捉回來進行人工飼養(yǎng)、遷地保護，最終導致標的物種野生與人工種群全部滅絕的典型案例。當時日本已進行野生朱鹮的人工馴化飼養(yǎng)繁育，以遷地保護勝利者的喜悅對待野生朱鹮的就地保護，既然數量稀少索性就一只不剩全部捕捉了回來，可萬萬沒有想到最后是這樣的結局。假如當時不過早高興于人工飼養(yǎng)繁育成功，堅守就地保護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中的野生動物，無論如何也給野外留一些自然種群，只要以管控減免人類活動威脅為中心有針對性保護恢復其自然生境、杜絕個體獵殺（估計這些在日本不會成為問題），那即便是最后5只野生朱鹮（不能確定就只有5只）也會星火燎原，亦完全有可能成為朱鹮在日本轉圜復興的基礎，除非它們全部是同一性別或老到無法繁育，但自然界不太可能如此絕對化。只可惜當年奉行“人工飼養(yǎng)、遷地保護”，這本身就是巨大的威脅，不僅與保護目的相反，更徹底消滅了野外種群，最后落得個雞飛蛋打兩頭空，只好求助于中國朱鹮了。

那么，中國朱鹮野生種群從發(fā)現(xiàn)時7只，發(fā)展到現(xiàn)在2000多只，不僅分布區(qū)和數量有較大幅度擴展，還能增援日本重建朱鹮種群，又是怎么保護的呢？偏執(zhí)于捕捉保護物種野外種群回來行人工飼養(yǎng)繁育的人們，多誤以為這樣的保護路徑在朱鹮物種復興中起了關鍵作用，經常作為對就地保護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中的野生動物不屑一顧、而充滿信心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遷地保護推向前進的優(yōu)秀范例。其實，這完全不符合當年因為堅持了就地保護，才使朱鹮種群脫困于7只而獲得了較大發(fā)展壯大的事實。據一開始就參與保護工作的陜西漢中朱鹮國家級自然保護區(qū)路寶忠同志介紹，他們當初保護朱鹮的辦法，就是在每棵巢樹下搭建觀察棚，進行24小時監(jiān)護，包括采取措施防止蛇爬上樹吃朱鹮卵等，“為的就是最大限度保護卵和幼鳥安全”；同時鼓勵農民不在朱鹮活動、覓食區(qū)使用農藥、化肥，并恢復天然濕地3500多畝，封山育林4萬多畝，在巢區(qū)栽植可以做窩的高大樹木3000多株等，千方百計提高朱鹮生境的宜居性、安全性。從這些言談話語和提到的保護措施，哪里有什么人工繁育、遷地保護的痕跡，全然是就地保護野生種群及其自然生境。因此，我國現(xiàn)在與就地保護野生種群并存的朱鹮遷地保護人工種群，應該是經歷了最初10多年就地保護，朱鹮野生種群數量有較大增加、基礎比較可靠后，在各地大興野生動物特別是明星物種人工馴養(yǎng)繁育、自然保護區(qū)也大搞主要保護對象遷地保護的濃厚氛圍影響下，逐漸發(fā)展起來的，雖然人們也說成功了，但疾病纏身、放飛困難，甚至成為負擔，而絕非一開始就以遷地保護為目的，捕捉僅存7只野生朱鹮進行人工飼養(yǎng)繁育。

借此機會，要特別致敬中國早期從事朱鹮保護的同志，他們是踐行生態(tài)文明理念的先驅，恭喜中國朱鹮在種群數量最少、保護最困難的早期，難得遇到一批深知自然奧秘、遵從自然規(guī)律保護自然、一心一意堅持就地保護的哲人，沒有像日本一樣把野生種群全部捕捉回來，一廂情愿地將其復興希望寄托在人工飼養(yǎng)、遷地保護上。這是朱鹮物種莫大的幸運，否則其時中國7只野生朱鹮和日本5只野生朱鹮，在數量可靠性上并無本質區(qū)別，真要捕捉回來人工飼養(yǎng)繁育、遷地保護的話，可以想象那就是日本的結局，朱鹮因被保護反而滅絕的一干二凈，日本朱鹮滅絕也就成了整個物種的滅絕。巧合的是美國也曾經人工飼養(yǎng)繁育、遷地保護瀕危的旅鴿，結果旅鴿滅絕了。而推及當前中國，那些被喊得震天響的以捕捉野外種群為代價通過人工飼養(yǎng)、遷地保護形成的人工種群，究竟在物種不滅中發(fā)揮了什么中流砥柱的作用呢，可以說完全沒有，所謂人工種群了不得的瀕危物種“拯救”意義，多半是當事者另有目的而在自說自話。相反，如果不是為了成就本非野生動物所愿、也不是保護目的的遷地保護而反復捕捉破壞野生種群，以人工飼養(yǎng)繁育占據更多保護資源和社會關注度導致就地保護地位下降、力度減弱的話，這些擔當物種不滅重任的野生種群及其生境，原本可以得到更好的保護恢復。鑒此，奉勸那些至今不顧生態(tài)文明新時代，全黨全國人民加強自然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和野生動植物保護，一些標的物種野外種群發(fā)生可喜變化的事實，而仍然幾十年一貫制只偏好甚至沉迷于野生動物人工飼養(yǎng)繁育、遷地保護的同志，能夠全面認識中國朱鹮就地保護的歷史和日本朱鹮滅絕的原因，從中獲得有意義的啟示、警醒，盡快刪繁就簡向就地保護報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