忠臣與奸臣淺析

(2007年9月)

忠臣是指忠于國家和君主的官吏，在中國“家國同構(gòu)”的封建宗法君主專制時代，忠臣實際上就是忠于君主的官吏。忠是“中”和“心”的組合，“中”在“心”中，即不歪心，別無二心，忠又同衷，即有衷心之意。忠的詞組有忠誠、忠厚、忠實、忠順、忠貞、忠直等，說明忠含有誠實、厚道、實在、順從、堅貞、正派、無私等含意。奸臣與忠臣恰恰相反，就是對國家和君主不忠的官吏，也是陷害、迫害忠良的罪魁。奸是“女”和“干”的組合，“干”形如“子”，意為男，即男女茍合為奸。奸的詞組有奸滑、奸計、奸險、奸佞、奸邪、奸詐等含意。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有忠臣和奸臣，歷史既銘刻著忠臣和奸臣之間正義與邪惡搏斗的悲壯畫卷，譜寫著忠臣精忠報國、以身殉國、舍身取義、忠貞不屈的聵耳悲歌，又記刻著奸臣妒賢嫉能、陷害忠良、賣國求榮、肆虐朝政的可恥行徑。忠臣和奸臣作為對立物存在于漫長的歷史和社會現(xiàn)實之中，而忠奸博弈的結(jié)局，大多數(shù)并不是人們所期盼的那樣、相反是奸臣得勢，忠良遭害，這種悲劇總是在一幕幕地重演，這一特殊的歷史現(xiàn)象令人深思，也很值得后人去探究和借鑒。

這里先舉幾個歷史事例。春秋后期，吳國忠臣伍子胥力助闔閭奪取吳國王位，并助昊王闔閭整飭內(nèi)政，加強(qiáng)武備，使吳國日漸強(qiáng)盛，多次率吳軍攻楚伐越，屢獲勝利，后戰(zhàn)敗越國和齊國，使吳國成為一方霸主，伍子胥也因功封于申，又稱申胥，官為相國。但伍子并不居功自傲，居位自恃，而是對吳王忠心耿耿，殫精竭慮。闔閭王死后，其次子夫差繼位，伍子胥仍一如既往，鼎力輔助夫差治國理政，圖謀霸業(yè)。與伍子胥同朝為官的奸臣伯嚭，為奪取伍子胥的相位，又暗中收受吳國的臣國越國的賄賂，力主吳國與越國媾和，而視伍子胥為最大障礙，先是在吳王夫差面前極盡迎逢諂媚之能事，取得夫差的信任，被夫差封為太宰，后又利用夫差的信任，極力挑撥誣陷伍子胥，夫差由于聽信伯嚭的讒言，賜佩劍“屬鏤”于伍子胥，命他自裁，伍子胥帶著無限的冤屈和悲慟自命黃泉，而吳國也因失去了伍子胥這樣的大忠臣而最后歸于滅亡。南宋時期的大奸臣秦檜，因奸陰狡詐，好弄權(quán)術(shù)，到宋高宗時，官至宰相，深得高宗信任。面對金軍大舉南侵，宋朝岌岌可危，宋高宗心懷畏懼的有利時機(jī)，一向與金私通暗往，依附于金的秦檜力勸宋高宗向金屈降講和。南宋忠臣、抗金名將岳飛，一身正氣，精忠報國，滿身忠骨，滿門忠烈，宋軍在岳飛、韓世忠等大將的率領(lǐng)下，大軍北伐，所向披靡，屢破金軍。然而，秦檜為達(dá)到迎合金朝，不戰(zhàn)求和的目的，極力慫恿宋高宗下令班師，隨后又解除岳飛的兵權(quán)。秦檜并未因此罷手，他認(rèn)為岳飛不除將是心頭大患，于是網(wǎng)絡(luò)親信，誣構(gòu)謀反罪狀，將岳飛殺害。南宋即與金朝再次簽訂屈辱和約，宋向金稱臣。在金的庇護(hù)下秦檜再次任相18年，獨(dú)攬朝政，排除異己，株連無數(shù)，大興文字獄，壓制抗金輿論，篡改官史，無惡不作。在杭州市西湖畔棲霞嶺下的岳飛墳前，有四個鐵鑄的跪像，其中就有秦檜。岳飛慕闕后有副對聯(lián):“青山有幸埋忠骨，白鐵無辜鑄佞臣。”表達(dá)了后人對這一對忠奸的不同評價和情感。明朝嘉靖中期，大奸臣、內(nèi)宰相嚴(yán)嵩，此人能哭會笑，善于迎逢，口密腹劍，陰奸險詐，一手遮天，蒙蔽視聽，助紂為虐，禍及朝政，縱子作惡，招財納賄，殘害忠良，禍國殃民，后人往往把他和奸臣秦檜相提并論。朝中被嚴(yán)嵩打擊、陷害的忠良先后有十幾位大臣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嚴(yán)嵩迫害錦衣衛(wèi)沈鍊和兵部外郎楊繼盛的冤獄。因沈鍊、楊繼盛為人正直，疾惡如仇，憂國憂民，十分痛恨嚴(yán)嵩的所作所為，先后上書歷數(shù)嚴(yán)嵩的罪狀，言詞痛切，語句感人，拳拳忠良之心躍然紙上，耿耿凜然正氣溢于言表。嚴(yán)嵩對此咬牙切齒，恨之入骨，先是指使其黨羽誣陷沈鍊謀反，將其處死，其兩個兒子也未能幸免，后又誣構(gòu)楊繼盛謀反罪狀，對楊繼盛嚴(yán)刑拷打，歷盡摧殘之后，將其問斬，株連九族。楊繼盛在臨刑前，賦詩抒懷:“浩氣還太虛，丹心照千古，生平未相報，留作忠魂補(bǔ)。”中國歷朝歷代自上而下都有忠臣和奸臣，有大忠小忠，大奸小奸，可以說不計其數(shù)，這里難作一一列舉和細(xì)考。

忠臣和奸臣有哪些本質(zhì)區(qū)別呢？通過一些典型人物的剖析和對比，不難發(fā)現(xiàn)，忠臣和奸臣的區(qū)別在于:一是忠臣謀德，奸臣缺德。忠臣追求的是高尚的道德和完美的人格，把個人道德修養(yǎng)作為為人處世、安身立命的根基。忠臣對德的追求表現(xiàn)為:對國家忠心可鑒，不背叛變節(jié)，對君王忠貞不二，不欺君叛逆，對同僚尊重謙和，不妒賢嫉能，對下屬獎罰分明，不分親疏，對正義敢于聲張，不明哲保身，對丑惡痛斥揭露，不同流合污，對自己嚴(yán)格要求，不貪贓枉法。在忠臣的身上體現(xiàn)的是“仁義禮智信”的儒家風(fēng)范，是忠義正直的浩然正氣。而奸臣則是道德的嚴(yán)重缺失，正因為缺乏道德這一人生基石，所以無惡不作，毫無廉恥，對國家是賣國求榮，奴顏婢膝，對君王是迎逢諂媚，陽奉陰違，對同僚隨意加害，清除異己，對下屬是封官許愿，結(jié)黨營私，對百姓是不顧死活，搜刮民膏，對親友是一人升官，雞犬升天，對生活是奢侈無度，腐化墮落，這就是奸臣由于道德的缺失而表現(xiàn)出來的丑惡嘴臉。二是忠臣謀公，奸臣謀私。忠臣總是以君王為尊，以國家為重，以民生為本，在其位則恪盡職守，退其位仍憂國憂民，一生光明磊落，大公無私。奸臣則不然，一切以“私”字為中心，以“權(quán)”和“利”為落腳點，為了滿足私欲，可以不擇手段，喪失人格。為了權(quán)力，附首貼耳，百般迎逢，投機(jī)鉆營，拉幫結(jié)派，朋比為奸，打擊異己，殘害忠良；為了利益，徇私枉法，斂財鬻爵，任人唯親，權(quán)錢交易。誰擋住其官路、財路，誰就成為獄中囚，刀下鬼。三是忠臣謀事，奸臣謀人。忠臣總是以公事、國事、天下事為已任;為此而廢寢忘食，嘔心瀝血，鞠躬盡瘁，死而后已。奸臣則相反，不是琢磨事，而是琢磨人，誰是自已的對手和敵人，對自己有危脅，就設(shè)法除之，誰是自己黨羽和親信，對自已有利，就盡力用之，誰手中有權(quán)可以利用，就設(shè)法親近，誰可為自已的靠山，就設(shè)法攀附，在人與人之間搬弄是非，挑撥離間，左右逢源，耍盡權(quán)術(shù)。忠臣走的是正道，奸臣走的是邪道，忠臣奉獻(xiàn)的良策，奸臣玩弄的是陰謀，忠臣寬厚耿直，奸臣狡詐惡毒。上述這些就是忠臣和奸臣的主要區(qū)別。

為什么歷來大多是奸臣得勢，忠臣遭殃，其中的原因何在？為什么歷朝歷代都有忠臣和奸臣，其產(chǎn)生的原因又在哪里？第一、君主的昏庸無能是奸臣得勢，忠臣遭殃的重要條件。縱觀歷史、往往是王朝沒落、君主昏庸的時期，也就是奸臣當(dāng)?shù)?，得勢猖狂的時期。仍以前面的典型為例，吳國在闔閭為王時，子胥相佐，闔閭開明，國家強(qiáng)盛，到夫差繼位后，剛愎自用，不辯是非，不分良莠，聽不進(jìn)忠言勸諫，而喜歡阿諛奉承，在夫差面前，使伯嚭這樣的奸佞投機(jī)之臣就有了市場而得寵，使伍子胥這樣忠心耿直之臣無著力之地而貶落，最后被夫差賜死而終。秦檜所處的時代是北宋晚期和南宋之初，經(jīng)歷了徽宗趙佶、欽宗趙恒、高宗趙構(gòu)三個帝王，其中還有一個由金統(tǒng)治者強(qiáng)行扶立的傀儡皇帝張邦昌，這四個人無一不是昏庸之君，面對金軍進(jìn)犯，個個都是驚慌失措，膽小如鼠，棄都而逃，膝跪求和。特別是宋高宗忠奸不分，又無主見，對秦檜的陰險狡詐毫無察覺，反而委以重任，對其言聽計從，宋高宗只不過是老奸巨滑的秦檜所利用的擺設(shè)和工具。嚴(yán)嵩所處的時代是明朝中晚期，明朝的第十一個皇帝明武宗朱厚照因酒色過度而死去，朱厚照沒有兒子，便由他的堂弟朱厚熜繼位，帝號明世宗。明世宗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昏憒不堪的皇帝，他身居政位，不留心政事，卻醉心于崇拜仙道，祈求長生，而且非常自負(fù)，拒諫飾非，易怒好殺，生活荒淫，使嚴(yán)嵩這樣的奸佞之臣得以攀緣入閣，操縱朝政。第二、王朝衰敗，出現(xiàn)亂局，這是奸臣得勢，忠臣遭殃的又一重要原因。翻開歷史，不難發(fā)現(xiàn)這樣一條規(guī)律:就是奸臣當(dāng)?shù)?、忠臣遭殃大都在朝代中晚期，也就是王朝開始走向衰落的時期，這時期正是王朝內(nèi)憂外患、混亂不堪、岌岌可危之時。而這個時期，忠臣和奸臣的本性最易顯露，兩者的斗爭也最為殘酷激烈。面對朝政腐敗，國家危急，忠臣總是憂國憂君，挺身而出，企圖力挽危局，而奸臣則是抓住時機(jī)，亂中掄權(quán)，翦除異己，正所謂亂世出英雄，亂世也出奸雄?；栌沟幕实叟c混亂的朝局結(jié)合在一起，就為奸臣大顯淫威，大逞淫能，提供了腐厚的土壤。忠臣和奸臣兩者之間的本質(zhì)區(qū)別，也決定著在王朝政治生態(tài)嚴(yán)重腐化的環(huán)境下，兩者一旦交鋒，忠臣多半落敗的命運(yùn)。正如前面所說，忠臣走的是正道，奸臣走的是邪道，忠臣寬厚耿直，奸臣陰險狡詐，忠臣總是光明磊落，攻在明處，奸臣總是心藏詭計，暗箭傷人，往往是忠臣疏于防范，而死于奸臣的陰謀暗算之中。但歷史也同時告訴我們:多行不義必自毖，奸臣雖然得逞一時，但最終難逃死有余辜、遺臭萬年的可恥下場。

奸臣得勢，忠臣遭殃，這無疑是歷史的悲劇，其后果是慘痛的。忠臣是國家的棟梁，從某種意義上說，毀掉了忠臣，就毀掉了國家，也毀掉了君王自己；而奸臣是國家的蛀蟲，重用了奸臣就國無寧日，民無希望，君主對忠臣和奸臣兩種不同的態(tài)度，導(dǎo)致的結(jié)果卻是殊途同歸。在中國歷史上，奸臣當(dāng)?shù)?，忠臣遭殃，往往會激起民憤，造成國家更加動亂不穩(wěn)，而加速王朝的滅亡。如何防止歷史悲劇重演，關(guān)鍵是兩條:一是有一個賢明的君主，二是有一個好的社會政治制度。賢明的君主會以國事為重，選賢任能，明察秋毫，明辨真?zhèn)?，扶正壓邪，會視忠臣為國之棟梁和國之財富，而委以重任，視奸佞之臣為國之禍害、君之心患，而果斷除之。唐太宗李世民可謂是賢明之君，有許多治國理政的英明之舉，以虛懷納諫著稱于世，在朝廷專設(shè)諫議大夫一職，專門為他提意見和建議。魏徵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，他敢于犯顏直諫，面折廷諍，以敢諫善諫而著稱，深得李世民的器重。由于有了李世民這樣的賢明之君，忠臣的聰明才智才得以充分發(fā)揮，奸臣小人就沒有可乘之機(jī)，從而創(chuàng)造了歷史上的“貞觀之治”。但歷代的賢明之君總有其歷史的局限，其統(tǒng)治的王朝總是難逃最終衰敗滅亡的結(jié)局，這是因為沒有一個好的社會政治制度。封建宗法君主專治制度，使皇權(quán)、政權(quán)、族權(quán)、父權(quán)結(jié)為一體，皇權(quán)高于一切，皇權(quán)決定一切，完全脫離社會的監(jiān)督、人民監(jiān)督，皇帝的品質(zhì)和能力就決定著一個國家的命運(yùn)，而封建時代承襲的一般都是嫡長子傳世襲制，即使有一個賢明的父皇，誰又能保證有一個賢明的幼皇？因此，王朝更迭，奸臣不絕，這種歷史的惡性循環(huán)也就不足為怪和難以避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