國內(nèi)外關(guān)于大熊貓的紀錄片很多，但聚焦大熊貓野化放歸計劃的題材就很少了，而青年導演茍一戈用鏡頭記錄了在人工圈養(yǎng)環(huán)境下的熊貓野化放歸、重返森林的“回家”路。

學習攝影

透過鏡頭看世界

茍一戈是成都人，雖然從小生活在都市，但每逢假期，家人都會選擇去川西游玩。橫斷山，這片神奇多元的山脈，自幼便印刻進他的心里。后來學國畫，水墨山水，也影響了他的審美。

在北京讀大學期間，茍一戈學的是攝影。畢業(yè)后，從事紀錄片攝影師工作，那時候，他覺得紀錄片是一種很酷很自由的行業(yè)。不過，很快他就感覺到紀錄片行業(yè)中攝影這個工種的局限。

“在故事片的創(chuàng)作中，攝影是個很重要的工種，導演會把很多權(quán)利交給攝影師。但對紀錄片來說，項目目的、運作方式、主導者的層次都有很大不同。在大多數(shù)紀錄片項目里，攝影這份工作的決定性并不大，甚至以前在電視這個行業(yè)里，攝影師不叫做“攝影”而叫“攝像”。雖然你在拍攝中傾注了很多想法和創(chuàng)造力，但最終剪出來，那個東西和你看到的、記錄的根本不是一回事，那個片子是導演的，片子里的世界也是導演的，只有導演，才擁有一部紀錄片的主導權(quán)。”于是，茍一戈轉(zhuǎn)了導演。

轉(zhuǎn)行導演

找到與世界對話的方式

作為四川人，茍一戈骨子里還是有一份悠閑：“我沒有那么大的壓力，完成一些敘述和表達，創(chuàng)造些東西出來，如果能夠達到淋漓盡致的狀態(tài)就很不錯了。”茍一戈強調(diào)這種敘述與表達不是停留在自己小小世界的，而應該是對他人，對其他生命，對世界的關(guān)心。“紀錄片是與他人的互動，與世間萬物的互動，我們創(chuàng)造出來的東西應該是對他人有益，對世界有益的。”

“我絕不是藝術(shù)家，只是一個影視從業(yè)者罷了。在我看來，這個職業(yè)退回100年前和木匠是一樣的，你把一把椅子做好，做巴適了，別人坐著舒服，你看著舒服，這就給你帶來很大的快樂。當然，這就要求你要練好手藝，作為紀錄片導演，大家說的‘講故事’就是我們看家的手藝。‘講故事’，我理解的就是傳達信息，在哪一個點用什么樣的方式傳達一個怎樣的信息，讓觀眾一以貫之的看下去，看完30分鐘，挺不容易，這需要很高的技巧。你得去琢磨自己的手藝，要自成一派，也要與時俱進。”

茍一戈拍紀錄片不會局限在某個題材上。“對于一個木匠，一把椅子，一張桌子，一扇窗戶，一扇門，他都可以做。對紀錄片導演來說，對人、對事、對一草一木，都是你要去觀察，去容納，去思辨的，所以，現(xiàn)實類、文化類、歷史類、自然類、科技類，這些紀錄片我都在做。我很喜歡在不同的選題中去找尋自己的視點，因為視點的背后是世界觀，我在尋找和更新自己的世界觀。”

深耕四川

“窗含西嶺千秋雪”

“四川多山，尤其是連綿不斷的橫斷山以及山那邊的高原，是我選題取之不盡的寶藏，造訪這些名山大川，探索未知的疆域，乃我心之所向。”

——《中國影像方志·峨眉山》導演手記

近些年，茍一戈將紀錄片選題放在四川，特別是川西橫斷山一帶。“走出去了，才意識到家鄉(xiāng)的這片大山是塊巨大寶藏，它也是我童年就埋下了的創(chuàng)作根基。”

紀錄片也是一個創(chuàng)造性的工作，對于創(chuàng)作者來說，創(chuàng)作根基是非常重要的。“生長的土壤，童年埋下的種子，它們決定著我的興趣愛好、世界觀和價值觀。美國電影一看就知道是美國的，日本的電影一看也知道是日本的，韓國的也是，那么中國的電影是什么樣的？中國的紀錄片又應該是什么樣的？這背后有一種文化基因的東西在里面。今天我們做的片子應該有這種文化自覺，它不會完全是古代的了，它是什么？如果說一個作品是屬于時代的，那么創(chuàng)作者應該去思考這個時代，如果說一個作品是屬于這片土地的，那么創(chuàng)作者應該去認知這片土地。”

茍一戈說，他的目標是做一個淋漓盡致的片子。“因為一個片子出來之后，會有很多遺憾。造成這種遺憾的原因太多：因為閱歷還不夠，對事物的認知有限，拍攝中也有很多技術(shù)上的疏忽、失誤，總之滿是瑕疵，拿不出手。”

“每做一個片子，都像是翻一座山，前期去啃書、去調(diào)研、去發(fā)展自己的同理心，去更新自己的世界觀，直到你爬到一定高度，你看這個事情的角度就和在山腳下不一樣了，看到的東西就不一樣了，這是做片子最吸引我的地方。不過，等到這個選題做完之后，擺在你面前的又是另一座等你去攀爬的山，可能更高，更難，不過真是樂在其中。”